（1）、努力开拓诗歌的境界，题才内容突破了宫体，“由宫廷走到了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闻一多《唐诗杂论 四杰》）。譬如说，五言律在宫廷诗人手里，多用于酬唱和咏物，而到了“四杰”的时代，则成为他们言志抒怀，写景抒情，伤怀赠别的抒情手段。
（2）、重视抒怀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歌创作中追求一种壮大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气量。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气扬，较早的开启了新的诗风。 “四杰”的五言律诗，也显示出一种非常自负的豪杰之气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羁旅送别诗和边塞诗中。“四杰”的送别诗，于送别之外有一种昂扬的报复和气慨。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临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诗写送别友人，但一反传统送别诗所表现黯然消魂的情绪，加然意识到羁旅的苦辛和离别的孤独，但表现的却只有真挚的友情和共勉，心境明朗，境界开阔，有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英雄气慨。特别是颈联，饱含友谊，蕴涵哲理，为一篇之警策，千古之名句。
（3）、“四杰”的诗歌创作，使五言律渐趋成熟并初步定型，七言歌行（七古）更为完美。王、杨专攻五律，他们的作品讲究对偶声律，追求词采的工丽和韵调的流转。卢、骆长于歌行，他们的优秀作品，不仅实现了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走到了市井的转变，而且表现出壮大的气势和力量。
5、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
诗情、画意、琴音与禅趣的高度结合，使王维山水田园诗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奠定了他在唐代诗歌史的宗师地位。
（1）诗情。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的意境创造。山水诗在谢灵运的笔下，往往追求形似，写景繁富，而情与景两者则是割裂的。陶渊明的田园诗则以写意为主，并不着力于景物的刻画。王维则不同，他吸收了两家之长，把写景与抒情密切结合，熔抒情与写景于一炉，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从而创造了一种玲珑剔透、不可凑泊的意境。
（2）画意。绘画技法的运用与诗歌的画意的体现。苏轼曾评王维诗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其表现有三：一是把绘画的构图手法运用于诗歌中。二是善于表现景物之间的层次感，三是善于给画面设色敷彩。
（3）琴音。注重音响处理，使诗歌具有音乐美。王维不仅是诗人、画家，而且还是一个音乐家，因此，他对声音的感觉敏锐而且精细。他善于捕捉一般人难以察觉的大自然的音响、声音，在诗中形成有声有色的胜境。
（4）禅趣。诗境与禅境的合一。王维善于把佛教禅宗所追求的静寂之境转化为诗歌境界，正由于此，王维富于禅理的诗歌，不是枯燥的佛教教义的宣传，而是借助于艺术形象，充满了生机与趣味。王维这类诗歌主要表现为对静寂独处之乐的追求，尤以他的《辋川集》二十首为代表。
6、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异同。
（1）从内容上看，他们在描写山水田园的同时，都能反映各自的其它生活内容。但比较而言，王诗题材更为广阔，孟诗则更为集中。与王维相比，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自己的生活。
（2）从写景角度上看，孟诗往往以流走的笔调，写动态的山水，表现诗人或飘逸闲畅、或郁勃不平的心态。王诗是在静态中观察景物，弥漫着幽冷寂灭的心绪 。
（3）从意境上看，王孟都注重寓主观于客观，形成和谐的美感，但王诗意境高远而孟诗意境浑成。
（4）从语言上看，王诗秀润精工，孟诗古朴平淡。
7、高适、岑参边塞诗的异同。
一是风格上高适诗雄浑悲壮，而岑诗则雄奇壮丽。
二是写法上高诗多夹叙夹议，直抒胸臆，而岑诗则长于写景,多寓情于景。高适多关注边塞的弊病与问题所在，并做出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具有很强的理性色彩，而岑诗则着重对边塞自然风光的奇异之景作出描绘，并从中体现作者豪迈乐观的思想感情，
三是高诗浑朴质实，多采用写实手法，可称之现实主义。岑诗则瑰奇峭拔，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四是在接受文学遗产方面，高诗直追汉魏，岑诗则吸收融汇了六朝诗歌的成就。
8、李白诗的艺术个性。
（1）主观的色彩。
李白以他的壮丽诗篇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慷慨自负，不拘常调”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其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既使写景，他的诗也多染上诗人强烈的感情，具有浓厚的自我表现的色彩，如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等等
（2）想象的奇特。
与浓郁的主观色彩相适应，李白诗中的想象可谓思飘云外，来去无迹。运用想象的彩笔，点化景物，渲染意境，是李白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其表现有三：一是善于把神奇的想象与感情的渲泻结合起来，如《蜀道难》。二是奇思遐想与自然天真相结合，如《古朗月行》 。三是想象与比兴象征和拟人夸张等手法的结合。
（3）意象的设置。
李白诗既颇多气吞山何的壮美意象，又不乏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李白诗中的意象随意感情的跌荡起伏，往往具有跳跃性
（4）语言的特色。
在语言上，李白诗冲口而出，不假雕饰，正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具有自然浑成的天然美特色。 李白之所以能达到这种语方的境界，是和他积极学习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分不开的。
9、李白乐府歌行创作的主要成就。
乐府歌行最能体现李白诗的艺术特色。这些体裁气魄宏大、形式自由的特点适宜于表现李白复杂而矛盾的思想和汪洋恣肆的感情。
李白乐府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有：
（1）李白的乐府大量沿用古题，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皆能曲尽拟古之妙。
一方面是借古题写现事，缘事而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上之回》、《丁都护歌》、《出自蓟北门行》、《侠客行》等。
另一方面，则是用古题写己怀，因旧题乐府蕴含的主题和曲名本事在某一点引发了诗人的感触和联想，以此来抒写自己的情怀，体现了乐府的“歌行化”，这是李白乐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如《蜀道难》、《将进酒》等
（2）散文化句式与楚辞句式的结合使用。
李白集中有一部分从乐府脱胎而来的歌行，一般以“歌”、“行”、“吟”、“谣”等为题。尽管李白对乐府的革新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受乐府旧题的限制，未能尽其才情。与乐府相比，歌行的内容与形式更为自由，更有利用于抒发李白的个人感情，因而成就比乐府更高。
李白歌行的特征：一是抒情与叙事相结合,李白的歌行是他传奇人生的总纪录。二是感情激荡起伏，笔法吞吐多变，结构纵横开阖，纵笔挥洒，淋漓酣畅，充分体现了李白抒情诗的特色。
10、杜甫律诗创作的主要成就。
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
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最为成功的，是七律，如《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
杜甫律诗的又一成就，在于他炼字炼句上的成功。他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而他自己在创作中确实是这样做的。
11、杜甫生平经历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注意结合作品）
杜甫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忧伤和痛苦中度过的。由于他的忧伤和痛苦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他的诗中，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由极盛转向大衰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种种社会现象，而被称为“诗史”。
“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这是杜甫有别于其他许多中国古代诗人的地方。”
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著，是杜甫的一个显著的性格特征。
杜甫出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1、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年（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年，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2、 天宝五年至十四年，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但均无结果。直到天宝十四年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小小的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困顿和生活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
3、肃宗至德元年（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759年，对政治感到失望的杜甫辞官，于年底到达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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