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曹植诗的特点。
(参考一)曹植诗歌的风格,《诗品》评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前期创作表现建功立业的愿望,后期表达理想与现实矛盾所激起的悲愤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这种风格的形成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结合作品进行论述)
(参考二)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6、左思在文学史的位置。
1)首先,左思的诗歌有一种建功立业 ,功成身退的阔大胸怀。他的诗中充满了坚定的自信与慷慨的抱负,例如:《咏史》其一和其三,没有刻意的雕饰与艳丽的辞藻,全部思想感情喷薄而出,大气磅礴,所以被称为胸次高旷,笔力雄迈。
2)其次,左思的诗歌充满着一种悲愤不平之气。他的诗歌对门阀制度的批判及其强烈,对贫士失志极为愤慨,一股磊落不平之气迸发于诗中。例如:《咏史》其二以比兴手法表达了这种感情。
3)左思在另一部分诗中表现了遗世归隐的超脱思想。例如:《咏史》其五“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即使是这样的诗,左思也是写得气象阔大,笔力雄健。
4)左思的诗歌继承了建安诗歌的风骨,被誉为“文典以怨”,“左思风力”,就是指他的诗歌引用历史典故以抒时愤,刚健有力。
5)另外,他的咏史诗,一改班固创为《咏史》时的质木无文,也不像前此王粲、阮瑀的《咏史诗》那样就史实而抒感慨评论,而是打入自己的身世之感,感情激烈深切,借古人之事,抒个人怀抱,使咏史诗有了新的飞跃。 左思还有《娇女诗》一首,写小女儿情态,真切细腻,别具一格。李商隐的《娇儿诗》当受其影响。
7、大小谢山水诗的异同。
异:大谢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小谢通过山水景物抒发感情,情景交融;小谢在语言上避免了大谢的晦涩、平板之弊,还摆脱了玄言的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
同:都写山水诗。
8、《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不但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的千古典范作品。
㈠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一部《史记》,相当篇目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史记》象一道漫长的人物画廊,其中有特色的人物几百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近百人,为后代小说、戏剧创作提供了写人的楷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表现在精心选材上。作为史书,《史记》不能象小说那样虚构,必须按照真实的材料刻划人物。因此,精心选材是传记文学写作的关键。太史公在选材时为突出某一人物形象,体现某一创作意图,往往采用“互见法”。即在写一个人的本传时,往往只将传主的主要事迹、性格写入本传,而将他的其它事迹、性格分置于他传中。这样既保证了各篇的完整性,又使得各篇之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如写刘邦,刘邦本传《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的历史功迹及其作为政治家的不凡个性,而刘邦的一些“无赖”行径则可见于其它一些相关的人物传记中。这样既通过《高祖本纪》正面肯定了刘邦的历史功业,又以他传对刘邦的一些不好的品行作了揭露,从而使后人能对刘邦的事迹、性格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
其次,太史公为了突出人物的某一思想品质,往往在一些篇章中集中只写几件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为突出蔺相如、廉颇“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一思想品质,主要写了三件事: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和。
此外,太史公还通过情节描写特别是戏剧性的情节场面;某些心理特征的描绘;对比衬托;细节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语言等手法来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㈡谋篇布局,匠心独运
全书一百三十篇是经过作者精心安排的一个整体,互相补充照应,同时又独立成篇。而这些独立成篇的传记,有的是人物传;有的是叙事文;有的象抒情文;有的象单篇的专论。在文章的组织方面首尾呼应,组织严密,常以某些穿插贯穿全篇。而在穿插中又有灵活的变化,使人感到神秘莫测,波澜起伏。这些穿插有情节的穿插,议论的穿插,奇闻轶事的穿插,而结尾又往往耐人寻味,给人以余音绕梁的感觉。
㈢悲愤慷慨,有强烈的抒情性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部《史记》,是作者用他的全部心血和生命铸成的,饱含了自己的爱憎善恶。《史记》就象《离骚》一样是一部长篇悲愤诗。我们从《史记》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浓重的个人身世之悲与历史悲痛的同体整和、同体震颤。可以说,《史记》的情事之悲愤是中国史书千古以来绝无仅有的。
㈣语言艺术的高度成就
《史记》总的风格是朴拙雄浑,有感情,有气势,有力量。《史记》各篇随着内容的不同又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时而雄姿悲壮,时而冷峻深刻,时而又低回婉转,总之,能尽其语言巧妙传神之能事。
9、陶渊明诗的艺术成就。
就诗歌语言来说,陶诗语言特点是朴实无华,不加雕饰,极尽语言之美。钟嵘说“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诗品》卷中),指出陶诗语言简洁纯净。他不用夸张的铺排,不用刻意的雕琢的对仗和生僻的典故,他诗句的魅力,在于全是以他性情中的自然流露,在于内在的感情力量。他向往的是闲适淡泊的人生,而非矫饰的感情世界,所以他选择的只能是这种纯净的去尽华饰的语言。但是,陶诗的语言又不是未经加工的粗糙平俗的民间口头语言,而是语言巨匠剥落浮华后高度凝炼所能达到的更高境界。试看他的《闲情赋》:写的多么绮丽多姿,说明他不是不会使用华美的辞藻和细腻的绘声绘色;但他的审美趋向并不在于此,所以他在诗文创作中洗尽铅华,以质素自然的语言创造出情味极浓的冲淡之美的艺术境界。
10、谈谈班马异同。
“班马”指的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与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两人在史学上、文学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既有类同之处,又有不同特点。
司马迁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班固所著《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在体制上承袭《史记》,只是把“书”改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前半部照抄《史记》,武帝以后是新作。
司马迁及其《史记》在思想上既吸取了各家学说,又自成一家之言,具有卓越的思想和批判精神。班固及其《汉书》在思想上尊奉儒家,有明显的正统观念。《汉书》从儒家伦理道德出发,肯定了一些正直之士,批判了一些奸佞小人,这与《史记》有类似之处,但不具有《史记》那样强烈的思想锐气和广泛的人民性,有时还表现出与《史记》针锋相对的观点。
《史记》与《汉书》在史传文学上都有高度成就。《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成为中国史传文学的千古典范。《汉书》在描写手法上继承了《史记》的一些传统,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它没有《史记》那样的奇崛多姿,但文章组织严密,语言受到汉辞赋散文影响,繁富绮丽,凝炼整饬,具有一种雍容典雅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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