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坛》是作家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大学时因为读了些相关的评论，我给史铁生贴了个标签：“西绪福斯”，至于他的真相却并没有去探究。工作后，偶然翻看。因为没有任务，常常只看其中一、两章，特别是第四章。看得多了，感叹也多起来。写作《我与地坛》的史铁生，给我的印象，像极了欧阳修笔下那个历经沧桑、深秋登高的少年。虽然那时的他远不是少年模样。
《我与地坛》第四章感动我的是一分朴素。
这段文字几乎没有什么花哨，一路看去就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叙述，不要说排比就是成语都很少。所讲述的人物虽然像是有几分异秉，细看也只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普通人，即使在我这样平常人的生命中，伸开手去类似的人物也能抓出一把来。但作者很有心，用心的观察与细致的描绘让他笔下的人物定格，成了特定的那一个。
沈从文老先生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曾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优美，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忽略了”。史铁生的文字倒常常因为他独特的风致让人深切感受到他对生命的热爱。
史铁生笔下的人物、故事平常极了，读过去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像其中对园中唱歌男子与作者认识过程的描述，总让人想起欧阳修的“上元灯”，想起人生途中很多还没来得及了解就擦肩而过的人。
《我与地坛》第四章打动我的是一分执著。其中那个长跑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请允许我重温那段朴素的文字：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已。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容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著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
生活是最好的编剧。这个跑了一圈又一圈，一年又一年的长跑者没有形象、没有名字，但他的身影却清晰地印刻在《我与地坛》中，那份不济命运烛照下的执著显得尤为可贵。也是这分执著让他的命运从悲剧渐渐走向了喜剧。
长跑家的经历让我想起史铁生的另一部作品：《命若琴弦》。小说中不断拉琴的老瞎子和小瞎子，从希望拉到失望，在绝望中拿起琴继续拉，在琴声中却收获了真正的希望。
长跑家的经历也让我想起探险家余纯顺，他完成了人类首次孤身徒步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全程，十多年前他在罗布泊遇难。他在自传曾讲到探险让他慢慢变得高尚起来，在探险中他从“功利”走向了“非功利”。我觉得教育的路途也许也是这样。可能有人最初的起点并不那么光辉，只是为了谋生为了就业。在失望与追求中他们略有无奈地执意前进，只因为不断地前进、磨砺，于是渐渐褪去了原先的渺小、自私，走向了一个无我圆融的境界：无私执著的投入成了一种内在的需要，起点那些目标变轻了，变小了。
长跑家的经历更让我想起作者史铁生。21岁，双腿瘫痪。1981年，患严重肾病。1998年，开始做透析。当求学时读着中文专业、捧着他的文字稀里哗啦的我放下对文学的渴求进而连读书也成为奢侈品时，写出这感人文字的他却承受着巨大病痛依然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行……从《命若琴弦》、《我与地坛》，到《务虚笔记》、《病隙碎笔》，他笔耕不辍，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每次读蒋捷这首词，慨叹人生的同时，我也常想天地的奇妙：这世间总有一些景致需要时间来阅读，比如风雨。好书大概也是如此，比如《我与地坛》。
无锡机电高职
杨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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