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读后感
马建国
钱钟书，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赴欧美留学数载，著作等身，先后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以及《宋诗选注》、《谈艺录》、《七缀集》、《管锥篇》。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他的《围城》。
曾有学者评价如是：“钱钟书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浓郁的机趣与睿智，澹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风靡海内外。”他精通英、法、意、德、拉丁、西班牙多种语言，令那些国家的学者、专家、语言大师自叹不如。当然，我们谈论最多的，还是他的钱氏幽默、讽刺手法。钱钟书喜以智者的眼光去洞察人类的种种劣根性，善用象征等现代主义文学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常用精辟字句带出尖刻文意，寓意深刻，文笔简洁且一针见血，这种特殊的写作风格在《围城》中尤为明显。
自然，幽默是聪明的流露。恰到好处幽上一默，为平淡人生注入了一针清新剂，益人心智，沁人心脾。
《围城》是钱钟书的一部“忧患之作”，作于抗战末期动荡不安的上海，诚如他在序中所说的“两年来忧世伤生”。书成后在国内流传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倍受几十年的冷落。墙内开花墙外香，《围城》在国外却享誉甚高。美藉华人，著名文艺批评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他的评价引发了许多西方译本的出现，钱钟书作为作家渐渐为世界所瞩目。
把很深的悲剧意味和浓郁的喜剧色彩巧妙的融合于一体，《围城》处理得特别成功。它的艺术魅力来源于钱钟书式的讽刺和幽默，钱钟书式的绝妙好辞。《围城》通过描写怯懦浪荡、不学无术的方鸿渐留洋回国的种种遭遇，刻画出褚慎明、董斜川、李梅亭、韩学愈、高松年、苏文纨等个性鲜明的人物，深刻鞭挞了知识分子庸俗、无聊、虚荣的劣根性。如方鸿渐花美金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韩学愈自称自己奇丑无比的白俄老婆是美国血统，李梅亭与苏州寡妇勾搭调情，写得无不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它在讽刺语言上达到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全收妙喻珠联，警句泉涌，不少段落和语句堪称绝笔。
像这样幽默语言，在《围城》中更是比比皆是。《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出国留洋并没有“深造”，买得一张“克莱登大学”假文凭炫耀于乡里人前。钱钟书写道：“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须知，这是钱钟书于1947年写的文字，五十八年后的今天读来，其幽默仍不失新鲜，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又如方鸿渐从国外回到老家，应邀到县学堂演讲，不知所云，洋相百出，“只有大胆老脸胡扯一阵”：“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另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洋文明。”钱钟书借方鸿渐之口，慨叹中国人没有学到西洋的高科技而却学会了吸鸦片，学会了嫖娼而患梅毒，岂不哀哉！
何谓“围城”？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给黄罗芳一张纸条，阐明了“围城”的丰富内涵，上面写道：《围城》的主要内涵是：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钟书对于这一切，在《围城》中作了淋漓尽致地描述，幽默、生动、有趣。无独有偶，他的短篇小说《猫》与其长篇《围城》亦有异曲同工之妙。结婚前各自掩起自己的本来面目，结婚后才发现对方不是自己的意中人，可是生米已煮成熟饭，进退两难，都被“围困”起来了。钱钟书妙笔生花，如此描写一个对丈夫毫无爱意可言的女人心态：“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字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万千万都不能成立。”寥寥数语，比喻精致，回味不尽。总言之，《围城》能带给你阅读的快意和沉思。
（备注：钱钟书、杨绛是我挚爱的作家，是中国传统文人中的鹤立鸡群者，他们的女儿钱媛，也曾是北师大的教授，只可惜英年早逝，留下二老专心学术之外，只能和食道癌相伴。也唯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才能如此的从容以对。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杨绛女士所著的《我们仨》，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体味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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